曹德旺，你给我站住！

“我去美国，今年70岁了，不会讲话不会开车，进不了他的主流社会，我去干吗？”

——曹德旺

曹德旺，1946年5月出生，福建省福清市人，中国最大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被誉为“玻璃大王”，同时因常年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获称“中国首善”。从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计个人捐款已达80亿元。

不久前的一个采访视频，让曹德旺意外成为这几天舆论的焦点。原因是：这位玻璃大王耿直地吐槽了国内企业税收负担太高，而他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的汽车玻璃厂将正式投产。

于是，“曹德旺跑了”、“别让曹德旺跑了”的一系列标题文章出来了，瞬间将曾经的首善商人置于政治正确的道德鄙夷中。 

事实上曹德旺没有“跑”，也不会跑。

“作为中国人，我的事业重心一定是在中国。”

“我实事求是指出客观存在的问题，他们就要批判我，说我对中国经济太悲观。”

“我之所以公开讲，中国税负太高、成本太高，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提醒大家危机感，告诉大家要小心。”

所以，媒体们突然甩出一个辣眼睛的文章，不如反思一下曹德旺说过的那些大实话。下面是新京报对“曹德旺跑不跑”的采访内容摘要：

一．谈赴美建厂

新京报：此次在美国投资建厂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

曹德旺：福耀是做汽车玻璃的，我做了三十几年的汽车玻璃，国外8大汽车制造商都是我的客户，最初签约时，他们只是在中国买我的玻璃，因为我在其他国家没有工厂。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了一个厂；2012年，通用公司又要求我们，2016年12月之前必须在美国建一个工厂，2017年1月必须在美国供货。这个时候福耀已经是通用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了。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

新京报：10亿美元的投资是怎样构成的？

曹德旺：在俄亥俄州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投资6亿多美元，在其他两个州建了配套的上游材料工厂和仓库，花了3亿多，总共加起来10亿美元。

新京报：能不能讲讲投资建厂的过程？有什么感想？

曹德旺：2013年开始，我们就在美国各地考察。各个州都知道我们福耀要来美国建厂了，几个州的招商局跑到福耀，抛出很优惠的条件，希望能吸引我们。比如，我在俄亥俄州建厂房，18万平方米，675亩地，卖给我1500万美元，俄亥俄州政府给我们各种补贴，目前第一笔补贴就有1500万美元左右。算下来等于买土地没有花钱。

我认为美国人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决心很大。从总统到各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都出面为发展制造业“站台”。

中国制造业成本太高，美国天然气每立方相当于7毛钱人民币，中国卖2块2，这还是政府对我很优惠的前提下；电价，美国3毛钱左右，中国6毛多；高速公路，美国不收费，中国过路费一吨5毛钱。

谈国内税负

新京报：你最近也对外说过“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你认为在前面你提到的“贵”的东西中，什么又是最“贵”的、最大的负担？

曹德旺：增值税吧。中国的增值税有多高？简单来说，一个卖6000块的手机，增值税大概要交1020块。当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项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税收制度，采购的费用可以抵扣，工资不能抵扣，折旧费不能抵扣，管理费、运输费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

而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35%的所得税，加上其他各项税费总共大约40%，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其中问题主要就出在增值税上。

新京报：作为制造业企业家，你认为国内增值税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曹德旺：像美国一样，把增值税取消，改成所得税，同时把所得税提高，赚钱了交税，没有赚钱就不用交税。但是另一方面，还要对那些骗税的进行从严打击，那些偷税漏税的，要从严惩处，就让他倾家荡产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中国对这些反而管得不够严。

谈人力成本

新京报：我们过去一直有个认知，中国人力成本低，廉价劳动力是一个优势。

曹德旺：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前面说的所有的成本综合加下来，即使在劳动力比美国便宜的情况下，中国也已经没有突出优势了。况且劳动力现在也只是比美国便宜，跟周边国家比，一点竞争力都没有，跟俄罗斯、波兰、中欧都差不多，甚至中国的白领工资比这些国家还要高。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制造业丧失劳动力优势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曹德旺：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国内基建速度太快，房地产发展过热，这些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民工。你知道现在房地产建筑工地都是怎么招工人的？很多都是按天招人，按天算钱，比如一天10个小时，给工人400块钱，他们也不交税。但是制造业不一样，我们要交税、买保险。劳动力价格就是这样抬高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现在学生毕业后，首选的职业他要去当公务员，公务员当不上，退而求其次，选择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高素质的工人越来越少。

新京报：跟美国的劳动力状况相比呢？

曹德旺：美国蓝领劳动力价格大约是中国的8倍，这是美国之前施行的“去工业化”带来的后果，持续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大概50年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时，美国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不去工厂了。去哪儿呢？大量跑到华尔街、硅谷这些地方。美国金融危机之前，服务业占国家GDP在65%左右。

这导致现在美国要恢复制造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年轻工人没有，都是老工人。

新京报：这个“去工业化”的后果，跟中国现在的劳动力状况有可比性吗？

曹德旺：不是，美国是去工业化，而我们中国是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工业化，从美国学到的直接就是现在的“去工业化”。不过现在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在大力恢复制造业。

新京报：你以企业家的角度来看，国内制造业的环境是否还具备吸引和留住投资的优势？

曹德旺：我就说一个现象：现在很多好的企业搬到欧美去了，中小企业呢，有的搬到越南，有的搬到柬埔寨。以纺织业企业为例，在越南、柬埔寨，棉花一吨比国内便宜40%；电价、水价、气价比国内便宜四五十，工人工资又比国内低。

谈实体经济

新京报：鉴于你前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政府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我希望政府继续支持提倡发展实体经济，其实最近政府的声音也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具体做法上，政府应该关注小微企业，关注实体经济，财政金融要向国家扶持的产业倾斜。解决制造业的增值税问题。

新京报：其实政府也一直在提倡资金要“脱虚就实”，你认为关键在哪？

曹德旺：政府官员的数量毕竟有限，而利益群体层面比较广。你（政府）把这个窗户关掉，他从那个窗户跳进来，你把那个窗户关掉，他又从天窗跳进来，防不胜防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很多企业家自律，能够懂得大义，因为这不光是政府的责任。

我以前老说，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觉得在国土上每一个企业家都应该以国家为重，树立一种报国为民的心态。

新京报：“报国为民的心态”，这个话怎么理解？

曹德旺：就好比金融、IT、房地产，这些赚钱快，赚钱也多，我为什么不做？因为我觉得做这些事除了自己赚两个钱，对国家一点好处都没有。多少人找我搞私募基金，我从来不答应做，我宁可捐给慈善机构，我也不愿意做这些。

新京报：这种取舍是完全出于你个人的价值评判吗？还是说商业考量？

曹德旺：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小结：

其实想想，如果不是曹德旺过于耿直的的大实话，这位玻璃大王投资新工厂，也可以被解读为：中国制造业杀进美国地盘。

但被举报说“跑了”，好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但曹德旺一没有叛党叛国，二没有骗人钱财，还是一个热衷慈善的人民企业家，突然间被舆论穿了小鞋，这现实也是让人有些捉急。曹德旺没有跑，但国内的商业环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其它的企业家恐怕就没这么强烈的“爱国热忱”了。